本報記者 慈玉鵬 北京報道

在經濟發展的大基盤上，消費一直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把大力提振消費、提高投資效益、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九大重點任務之首。如何進一步釋放14億人的消費潛力，找到中國消費繁榮的解決方案，這是當下亟待探討的重要課題。

著名經濟學家、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與《中國經營報》副總編張榮旺的對話中表示，導致“消費壓抑”主要是因為居民收入占比低、財政政策仍偏向建設財政、貨幣政策提振消費的傳導機製不夠有力。滕泰表示，消費既是經濟循環的起點，又是經濟循環的終點，是一切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。提振消費短期應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，長期在於創新，隻有新供給創造新需求。

居民收入占比需提升

張榮旺：你的新書《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》中提到“消費壓抑”，具體指什麽？

滕泰：在《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》裏談到的消費壓抑現象是一種宏觀現象。如果精準地講，可以叫作宏觀消費壓抑，就是指總體消費在GDP裏占比過低，或者是居民消費在GDP裏占比低。

目前從靜態看，我們社會消費總額，“居民+政府”消費大概占GDP的比重54%左右，去掉政府和集團消費以後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隻有38%左右，這個占比較低，嚴重地影響中國經濟的循環暢通。

在快速城鎮化、工業化的起步階段，通過低消費節省資金做投資，推動經濟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優勢。但過了該階段，保持高投資率——大概每年43%左右，就使居民部門或者總體的消費占比嚴重偏低。就像一個人吃了很多東西，但是消化不了，胃腸各個地方出現阻塞血管，影響健康。如果過度投資、擴大生產，造成嚴重的投資過剩、生產過剩，但是消費力不足，整個經濟也會堵塞，循環越來越慢，生產就沒有積極性，經濟整體的社會效益、經濟效益就會越來越差。所以說，宏觀消費壓抑是抑製中國經濟增長的“攔路虎”，必須解決掉。

張榮旺：當前所謂的“消費壓抑”屬於短期波動還是長期趨勢？

滕泰：“消費壓抑”長期存在，之前是好事，現在不改變就是壞事。所以，中央和國務院把提振消費放在九大任務之首。隻有解決宏觀消費壓抑問題，建設消費型社會，才能消費繁榮、經濟循環暢通、結構轉型成功。

張榮旺：有一種觀點認為，消費提振不起來的原因在於勞動者的收入分配占比較低，這種說法是否準確？

滕泰：為什麽會有宏觀消費壓抑？居民收入占比低是最根本的原因，總的來說有三個原因，首當其衝的是居民收入占比低。根據去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這兩個數據計算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隻有44%，這個占比在全球市場經濟國家中是最低的之一。歐洲在65%左右，美國、印度、日本這些國家在70%以上，個別的達到80%。所以，假設我們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能夠提升到50%、60%，消費自然就起來了。

第二個原因是財政支出結構問題。多年來，我們的財政支出至少用幾萬億元來拉動投資，但存在不少低效投資或者無效投資。為什麽宏觀消費壓抑？一個原因是投資占比太高。據數據統計，現在除了中國之外，最高的投資率大概是印度，30%左右。發達國家都在25%以下，有的國家在20%左右。中國是43%左右，連續多年都是這麽高。假設我們把投資率從43%左右降到30%，每年就可以節省出10萬億元到20萬億元左右的資金發給老百姓，或者用各種渠道來增加老百姓的收入、社保等。

第三個原因是貨幣政策。居民的消費是一個收入的函數，也是利率的函數。收入跟消費是正相關的，利率跟消費是負相關。利率越高，儲蓄越多；利率越低，儲蓄越少，消費則增加。目前降息仍不夠，如果整個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，保持高的利息收入是有問題的。中國現在居民的儲蓄總額140多萬億元，具有消費潛力。

當然，深層次的宏觀消費壓抑的原因還有很多，例如未來經濟的預期、文化因素等。但是，我認為主要的因素就三個：第一是居民收入占比還太低；第二是財政政策偏向建設財政，低效投資、無效投資太多；第三是貨幣政策沒有找到提振消費的傳導機製。

消費券發放力度應加大

張榮旺：如果是持續消費壓抑，對我國經濟會造成什麽樣的影響？

滕泰：經濟循環的速度不能太慢。如果消費不暢，舉例來說，就會造成蓋了房子賣不出去，相關的一係列產業效益不佳，生產就會受到影響。如果生產效益低，就會影響到就業。老百姓的收入下降，消費就更不行了，它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 所以，必須得從提振消費入手，盡快打破惡性循環，變成一個正向的循環。

張榮旺：破局消費壓抑，在政策層麵上有哪些好的建議？

滕泰：我們國家出台了很多促消費的政策，比如說去年的“兩新一重”，尤其是以舊換新；各地方政府也發了一些消費券，另外我們在社保支出方麵也在提高，這肯定是有好處的。

未來，我覺得一方麵要繼續加大以舊換新的力度，範圍可以擴大，例如裝修。總的來說，消費補貼的規模我個人認為至少應該在幾萬億元的規模，才能夠真正地有效，開始向上螺旋。

實際上，我個人認為最好的消費補貼形式是消費券，歐洲、美國、中國香港、中國澳門都發錢，但在中國內地發錢居民可能就存起來。發通用消費券，不限定產品的類別，但是限定時間，3個月、半年不消費就過期作廢了，這個對提振消費的作用肯定是最大的。我建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給中低收入者發通用消費券，而不是特定行業的補貼。

同時，要加大社保支出的力度。為什麽不敢消費？還是對未來、養老、醫療不放心。中國的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4%，加上社保基金支出也隻有10%左右，成熟市場國家的平均占比大概在18%左右，高的國家能達到20%以上。設想一下，如果中國能夠把我們的社保支出的比重提高到GDP的15%以上，農民的低保可能從100元提高到500元，甚至1000元，消費何愁起不來？所以，要盡快提高社保的占比。有人會問錢從哪兒來？錢可以從過度投資、補貼生產的資金來，還有就是中國獨特的製度性優勢，我們有龐大的國有資產，盈利分紅應加大力度劃歸社保。

張榮旺：未來如果社保資金盤子增大，社保投資也可以刺激到股市。從投資角度看提振消費有哪些建議？

滕泰：我們被很多過去的觀念困住。比如把匯率放在前麵考慮，對中國實際上不是一個正確選項。如果是新加坡這樣的小國經濟，把匯率放在前麵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匯率影響每個人、每個企業。中國匯率隻是影響少數的出口企業、進口企業和對外投資企業，而利率、就業、物價、增長率影響14億人和所有企業。所以，中國應該在匯率和利率、物價增長產生矛盾的時候首先犧牲匯率，保國內經濟，而不是犧牲龐大的國內經濟去保匯率穩定。

央行的政策目標有很多，要保匯率穩定、物價穩定、資產價格等，首先經濟增長和就業必須排在第一位，這個時候肯定需要降息，即擴大投資、擴大消費。其次，資產價格穩定也非常重要。然後把匯率放最後。這樣就有足夠的政策手段可以運用，經濟就能夠循環起來。

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

張榮旺：實際上，科技產品創新能夠有效帶動消費升級，就像當年的iPhone一樣。科技的發展對消費提振有什麽影響？

滕泰：這個問題很重要，新供給不斷地創造新需求，科技能夠引領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，這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。現在我們又一次站在科技革命的機遇期——人工智能。要把握機遇，加強科技創新，它才是真正的消費擴張的增長力量。

張榮旺：日本在所謂的“失去的30年”，中間其實做過好幾次努力和嚐試，這個過程有沒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借鑒？

滕泰：日本當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搖擺不定。首先，20世紀90年代中期，日本穩經濟的增長的時候采用的是羅斯福新政辦法，修橋、修路，效果不好後才轉型，從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。

其次，日本當時執行寬鬆貨幣政策，但降息過程中猶豫不決，真正的有效轉變是2013年的安倍經濟學，安倍的三支箭非常果斷，引領日本走出通貨緊縮，走出資產負債表衰退。

對中國而言，慶幸的是有前車之鑒，財政政策轉型要快，迅速減少低效、無效投資，減少不該有的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，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補貼。貨幣政策要盡快轉型，貨幣政策的目標要調整，也要探索新的傳導機製。收入改革一定要加快，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其他的市場經濟最大不同，要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，加快創新步伐。

張榮旺：中國未來實現消費繁榮的核心要素是什麽？是收入分配改革、消費觀念轉變，還是其他因素？如何打開消費繁榮的密碼？

滕泰：我覺得這幾個要素不對立，從短期來看，應該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，長期就在於創新，隻有新供給創造新需求，不斷地改變引領我們的生活方式，才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。

總體來看，中國不僅是生產大國、投資大國，也可以建成全球最大的市場和最好的消費高地。最後總結一句話，消費不僅僅是擴大內需、穩增長的手段。消費既是經濟循環的起點，又是經濟循環的終點，是一切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。

（編輯：朱紫雲 審核：何莎莎 校對：顏京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