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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帆紅船，開啟百年征程。

百年間，在的領導下，中國億萬人民奮戰過血雨腥風的革命歲月，投身於繁榮發展的改革建設時期，走進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時代，書寫下國家和民族的瑰麗史詩。

從《國際歌》的火種承繼，到《保衛黃河》的憤怒呐喊；從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慷慨激昂，到《歌唱祖國》的自豪熱愛；從《沒有就沒有新中國》的感恩，到《不忘初心》的回望……百年間，一首首經典旋律將曆史的印記賦予音樂，記錄下風雨兼程、奮鬥不止的光輝曆程。

在百年誕辰之際，本報精心遴選百年間各個時期的18首經典歌曲，挖掘歌曲背後的珍貴回憶與細膩故事。即日起，每周刊發一篇經典歌曲的深度報道，帶領讀者回首百年難忘的奮鬥歲月，用音樂與文字向的百年征程致以誠摯敬意。

1920年11月7日，十月革命三周年。從北京去往莫斯科途中暫留哈爾濱的瞿秋白，受一位俄國友人之邀參加了在哈俄人舉辦的慶祝會，地點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辦勞工大學的新場地。

“會場裏人擁擠得不得了，走不進去。我們就同會長商量，到演說壇上坐下。”瞿秋白在散文集《餓鄉紀程》中回憶道，“看壇下擠滿了人，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‘萬歲’，哄然起立唱《國際歌》（International），聲調雄壯得很——這是我第一次聽見《國際歌》。到俄國之後，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，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為國歌。”

從瞿秋白第一次聽到《國際歌》至今，已逾百年。而這百年中《國際歌》在中國的落地和傳播，也見證了的百年曆史發展。

他讓詩變成歌

瞿秋白

瞿秋白是以北京《晨報》特派記者的身份去莫斯科的。盡管包括堂兄瞿純白在內的許多親友都反對他的這一決定，但近鄰俄國發生的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，在瞿秋白眼中仿若“陰沉沉、黑魆魆的天地間，忽然放出一線微細的光明”，他熱切地想去取得火種，“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”。（《餓鄉紀程》緒言）

靳尚誼油畫《瞿秋白》 中國美術館藏

其後，他無數次地在俄國聽到這首代表了光明和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歌曲，思想的浪潮也隨著莫斯科的赤潮激蕩。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，住在東城大羊宜賓胡同的瞿純白家中。這時，瞿純白才知堂弟已屬人，成為職業革命者。正是在瞿純白家居住的這段日子裏，瞿秋白重譯了《國際歌》的歌詞，並創作了《赤潮曲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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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際歌》最初是由巴黎公社詩人鮑狄埃創作於1871年的詩歌。1888年6月，法國工人、業餘音樂家狄蓋特根據此詩譜成《國際歌》（L’Internationale），同年7月23日由作曲家領導的合唱團“工人的裏拉”在裏爾的售報工人集會上首次演唱，後逐漸流傳至世界各地。

法語版《國際歌》

在瞿秋白之前，《國際歌》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：最早為1920年10月，署名“列悲”的譯者以《勞動歌》為題發表在《勞動者》上；同年11月，由張逃獄譯成《勞動國際歌》發表在《華工旬報》上；1921年9月由耿濟之、鄭振鐸譯成《第三國際黨的頌歌》發表在《小說月報》上。

然而，這三種版本的譯文，都沒有與原歌的曲譜配譯，無法演唱。為使《國際歌》成為中國廣大勞苦群眾的歌曲，瞿秋白依照曲譜根據俄譯本配譯了中文歌詞。據瞿純白長子瞿重華回憶，瞿秋白是在莫斯科時首次翻譯《國際歌》的，但具體時間已不可考。我們隻知1923年在瞿純白家的風琴上，瞿秋白曾一邊彈奏一邊反複吟唱《國際歌》的譯詞，潤色修改，其後還教侄子侄女學唱（陳鐵健《瞿秋白傳》）。在翻譯過程中他遇到一個難題：法文“國際”一詞，如果譯成中文隻有兩個字，但在歌曲中卻有足足八拍。經過再三琢磨，他采用了音譯“英德納雄納爾”。看似無奈的權宜之計，卻蘊含了他的美好期許：“各國都有譯本，而歌時則聲調相同——真是‘異語同聲’世界大同的兆象。”這一譯法，也成為留在各版中譯《國際歌》中的“瞿式印記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《新青年》季刊上刊發的《國際歌》前言與譯詞

1923年6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季刊創刊號在廣州問世。其上刊發了瞿秋白創作的《赤潮曲》詞曲、配譯的《國際歌》歌譜及其撰寫的6篇文章。在《國際歌》譯詞之前他寫道：“詩曲本不必直譯，也不宜直譯，所以中文譯本亦是意譯，要緊在有聲節韻調能高唱。可惜譯者不是音樂家，或有許多錯誤，然而也正不必拘泥於書本上的四聲陰陽。但願內行的新音樂家，矯正譯者的誤點，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，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‘同聲相應’。”

《新青年》季刊創刊號中的《國際歌》歌譜

回國後，瞿秋白在多個城市與場合指揮、教唱過中文版《國際歌》，其中就包括《新青年》季刊發行5天後——6月20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當天，在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指揮參會代表高唱《國際歌》。自此至今，各級黨組織召開的代表大會閉幕和一些黨的重大活動中，都要奏唱《國際歌》。

《國際歌》的中國傳播

蕭三

幾乎就在瞿秋白中譯版《國際歌》發表的同時，遠在莫斯科的詩人、翻譯家蕭三與陳喬年也翻譯了《國際歌》。蕭三在《〈國際歌〉歌詞的修改說明》一文中回憶：“1923年夏，在莫斯科附近瓦西欽諾村蘇維埃農場歇伏時，我和陳喬年同誌在農事及學習之餘，根據法文和俄文開始重新翻譯一遍。國內這十多年來所唱的國際歌，就是我們那時候所譯的。”據同時代人回憶，當時蘇維埃俄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本有瞿秋白翻譯的《國際歌》，蕭三等人覺得唱起來不順口才重新翻譯的。但蕭三版《國際歌》究竟是獨立翻譯還是參考了瞿譯本，其後幾十年來備受爭議。

據蕭三本人所述：“1923年，瞿秋白同誌在國內，筆者和陳喬年同誌在國外，幾乎是同時翻譯了這首世界工人階級的戰歌。”但通過歌詞文本比對，學者宋士鋒就認為通行版《國際歌》真正的底本是瞿譯本。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李詩原認為，至少有兩件事是可以確定的事實：“第一，瞿秋白是第一個將歌名譯為《國際歌》的人；第二，他是第一個連詞帶曲譯配《國際歌》的人。”

1939年，蕭三在呂驥、冼星海的協助下，對《國際歌》的譯詞進行了幾次修改，成為當時國內流傳最廣的譯本。直至1962年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國音樂家協會邀請有關專家以蕭三翻譯的《國際歌》為基礎，對譯詞進行了再次修改與訂正，一直傳唱至今。

1965年人民大會堂3000人齊唱《國際歌》

“通過對比各個版本的中譯版《國際歌》會發現一件事：越到後來，歌詞變得越凝練，詞曲結合得越好，也更適宜演唱了。”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李淑琴表示，歌詞太複雜，音樂就會削弱。比如最早的中文譯詩並未配曲，無法演唱，而瞿秋白能夠連詞帶曲譯配跟他所具備的音樂素養有直接關係，這從他創作《赤潮曲》就能看出來。蕭三版是在冼星海等音樂家的建議下修改的，1962年的通行版更是音樂家們的集體智慧。

“如果單從傳播方麵講，《國際歌》在中國的版本其實各種各樣。”李詩原悉數了目前已知的各種歌本：江西安源路煤礦工人俱樂部（1922年成立）的夜校課本中就出現了《國際歌》中文版，版本未知；1926年3月，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（政治部主任為員廖乾吾）編歌本中使用了瞿譯版《國際歌》；同年，李求實編的《革命歌集》也選用《國際歌》。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，《國際歌》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傳唱，後來收集到的版本也都不一樣，音調和歌詞都有出入。這應該是口頭傳播中的訛誤。”

1948年羅浪編曲的軍樂隊版《國際歌》曲譜

化身音樂符號的《國際歌》

“相比其他譯者，人們最常將瞿秋白和《國際歌》聯係在一起。因為他的經曆足夠具有文學色彩，他的生命也跟《國際歌》緊密相連。”李淑琴分析道。

1935年2月，留守中央蘇區的瞿秋白遭叛徒指認而被捕。2月24日，瞿秋白在行至福建省長汀縣時被國民黨軍俘獲。6月18日晨，特務連連長走進囚室，向瞿秋白出示槍決命令。

瞿秋白就義前遺照

《瞿秋白傳》中對這段最後的時光有詳細描寫：“瞿秋白正在伏案揮筆書寫絕筆詩，‘夕陽明滅亂山中，落葉寒泉聽不窮。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心持半偈萬緣空。’他一邊手不停揮，一邊鎮靜地說，‘人生有小休息，有大休息，今後我要大休息了。’……瞿秋白在匪兵刀槍密布環護之下，慢步走向刑場。他手挾香煙，顧盼自如，緩緩而行。沿途唱《國際歌》，並唱《紅軍歌》，呼‘萬歲’‘中國革命勝利萬歲’‘共產主義萬歲’口號。到達刑場後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，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，‘此地很好！’飲彈灑血，從容就義。年僅36歲。”

此後的文藝作品中，革命者慷慨就義前奏響《國際歌》成為一種典型寫法。例如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中洪常青被南霸天燒前、電影《烈火中永生》江姐等人昂首挺胸走上刑場時，背景音樂都是《國際歌》。許多交響作品也將《國際歌》作為一種符號化語匯和崇高精神的象征，應用在創作之中。

電影《烈火中永生》中江姐等人走向刑場時，背景音樂就是《國際歌》

“甚至聶耳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也很難說沒有受到《國際歌》的影響。”李淑琴說，“《國際歌》不僅僅是一首歌曲，它象征著受壓迫的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，甚至為了理想寧可犧牲生命的精神寄托。這種象征逐漸融入音樂作品和人們的精神世界，也是《國際歌》中國化的體現。”

來源 音樂周報微信公眾號 | 作者 包原銥

編輯：高晨晨

流程編輯 邰紹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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